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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三平台下载app2024-05-01 17:48

激发榜样教育新的生机和活力******

　　据报道，近日北京市某学校在每个班级的壁报中开辟“我心中的榜样”专栏，师生共同探讨本班的“榜样人物”，并且将班级命名为“雷锋班”“钱学森班”等，每班还选出了一名榜样故事宣讲员，专门介绍本班的“榜样人物”。

　　榜样教育历来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青少年处在“拔节孕穗期”，加强榜样教育，引导他们领悟榜样的力量，帮他们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尤为重要。近年来，榜样模范辈出，先进典型不断。从全国道德模范到时代楷模，从“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从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到最美大学生……他们的崇高精神令人感动，他们的责任担当令人感佩，他们用榜样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这些先进典型和榜样，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已经融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各方面。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青少年榜样教育方面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少年儿童的偶像与榜样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认为学校的榜样教育主要存在“对榜样的宣传太死板”“榜样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榜样离太远起不到激励作用”等问题，比例均在两成以上。这也提醒我们，要更新榜样教育的理念，改进榜样教育的方式，让榜样与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产生同频共振，激发榜样教育新的生机和活力。

　　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榜样观。与榜样密切相关的一个词是偶像。榜样是理想中的“我”，是自己通过理性选择的人生典范。我们强调榜样教育，因为榜样永不过时，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偶像与榜样有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但是，偶像往往是一种不加批判而盲目加以崇拜的对象。如果说榜样的选择是理性的，是经过反复比较后的慎重选择，那么偶像崇拜则往往是非理性的，或是出于某种喜好，或是从众心理使然。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群体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无法回避，但是需要用正确的榜样观来引领，防止沉迷偶像崇拜。

　　要更新榜样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传统的榜样教育往往过分注重教育，忽视了青少年的感受和兴趣，因而受教育效果打了折扣。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背景下，传播和教育的手段非常丰富，选择的空间非常大。要更新榜样教育的理念，多采用隐性教育。要贴近青少年的实际，贴近青少年的兴趣，将教育性寓于趣味性之中。可以多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运用新媒体技术生动呈现故事、文字和哲理，使榜样教育活起来。要注重引导青少年在生活中学习榜样。教育必须回归生活实际。在对青少年进行榜样教育时，也要注重生活化。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增加青少年模仿和践行的机会，增强榜样教育的效果。比如，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要探索多种举措发现身边的榜样事迹、榜样人物，比如以班级研讨、小组评比的形式选树班级、年级、学校榜样人物。

　　要形成榜样教育的合力。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榜样教育中这个角色的分量更重，因为家长往往都是孩子的榜样。家长要改变那种一味把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孩子比的思维，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观和成才观。特别是要做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自己成为孩子引以为傲的榜样。学校要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把榜样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改进教育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育实效。社会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全社会尊重和学习榜样的良好氛围，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需要指出的是，激发榜样教育新的生机和活力涉及的方面很多。不同学年段的青少年，对榜样的认知、选择和接受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对榜样教育的研究，形成适应青少年不同学年段身心发展特点的螺旋式递进的榜样教育。

　　（作者：李传哲，系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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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